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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闵行区教育信息化管理平台“导航”学生成长

银河国际:2018/08/23
小虎是上海闵行区某小学四年级的学生。他早晨上学是从哪个校门进的,中午吃了什么,选了那些兴趣课,有没有去图书馆,他喜欢看哪些课外书?这些情况,小虎妈妈从家里的IPTV数字电视中都能看到。如果她打开电脑,登录学生电子档案的个人门户网站,孩子的成长信息更一览无余。这一切得益于闵行区教育局依托大数据所进行的数字化校园建设。只有全面客观地记录学生成长轨迹,沉淀和积累多维度的学生成长数据,让反映学生发展状态的数据完整显示出来,才能推进教育质量观的转变,引导学生培养模式和教育质量管理方式的科学发展。闵行区教育局局长王浩说。闵行区学生电子成长档案的内容包括身心健康、学业进步、成长体验、个性技能4个维度,围绕4个维度,设立了14个一级、38个二级、53个三级数据采集指标。为了搜集数据,学校为每一位学生发了电子学生证,学生日常行为数据将被动态抓取和实时记录,并能在系统内自动生成各种数据统计图表,从而让学生隐性的状态和需求显性化,让家长和老师能够更直接地看到学生的点滴进步或潜在的问题。进出校门时,刷一下电子学生证,从学生到校、离校时间就能看出一所学校是否经常延迟下课放学;电子学生证同时又是学生健康卡,每次学生就诊的情况都会被录入数据库;到图书馆借书时,借书信息也能被记录下来;参加校运动会的哪些项目,拿到什么名次,参加了哪些兴趣课程、社团活动、社会实践等,只要刷卡都能记录下来。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数据分析,就能判断校运动会的覆盖面大不大,学校课程的选择性高不高,学生学习经历丰富不丰富,与社会接触机会多不多,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推进教育改革。有了这样一个数据池,绿色评价体系的建立也就有了依托。我们不只是用学科分数来记录学生的变化,而且采集学生的身体素质、校园活动、社会实践乃至学生阅读、公益活动等成长信息,让评价体系更丰富,从而避免了只听楼梯响,不见人下来,评价体系改革只喊不做的窘况。上海闵行区教育局信息中心主任张中涛说。七宝实验小学每年学生的学业成绩都排在前列,然而在其他指标的考核方面却不尽如人意。比如,从学生成长档案显示的数据看,学生的肥胖率偏高,超过闵行区平均水平。这凸显出学校在学生身体健康成长上关注不足。于是,学校与家长联动,积极采取干预措施。学校向学生家长发放调查问卷,提供健康饮食指导。学校食堂提供每周食谱以及食物营养成分和热量指标。体育老师为肥胖学生设计个性化的体育长作业,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进行循序渐进的体育锻炼,经过一学期努力,学生的肥胖率下降,很多家长反映孩子的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多了。闵行区正在进行的数字化教育评价体系探索,对学校来说既是鞭子也是梯子,在鞭策学校不断提高办学水平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,也为学校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依靠的现实路径。闵行区教育局长王浩认为:我们通过基于客观数据的科学分析,改变了以往传统以资料检查、调查访谈和印象评分为主的教育评价,让数据告诉学校管理者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缺位。例如,梅陇中学通过电子成长档案中校内兴趣活动数据的采集,详细了解到每位学生参与校本课程的情况,同时也发现学校尽管提供了众多的课程科目供学生选择,但是在校本课程系统性规划和整合上考虑不够,对学生选择课程的自主行为缺乏必要的指导。于是学校重新调整校本课程的实施方案,进行三级学程设计,形成了体验期、拓展期、社团期三级体系,有效改变了以前校内活动的无序性。学生电子档案采集了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丰富数据,这些数据的科学使用,对古美学校学生自主管理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学校这两年采集的学生自主管理数据,表面上看比较理想,学生自主管理岗位(小学低年级除外)的覆盖率基本达到100%,但通过进一步分析,学校发现了一个问题,即学生岗位的单一性、固定性,有的学生两年来始终担任同一职责的班委干部,缺少岗位的轮换,学生缺少多角色体验。经过调查访谈后,学校发现学生主动参与意识很强,希望有更多体验新岗位的机会。针对这一情况,古美学校做了一系列工作,如今在古美校园内,人们常会看到一群穿梭于各班的学校自管委员会的学生,指导、督促班级日常管理;校园节日活动,学生们都在忙着主持和策划;街道、居委会、博物馆也到处可见孩子们的身影。让教育问题诊断像化验单一样清晰明了,从组建教育信息化推进办公室这支特种部队到现在,这句话几乎成了张中涛痴奉的圭臬。张中涛告诉记者:大量的实验、化验支撑起了医疗信息化,这些化验就相当于教育信息化中的评估诊断,它可以把那些教育问题中的抽象发展状态用数字具象出来,这是医疗信息化腾飞的原因。而这恰恰也是教育信息化所缺乏的,我们的评估报告要像验血单一样,要让农民也看得懂。在教育人眼里,教育是感性育成,要在课程、教材、课堂授课等关键的教育肌体内注入丰沛的感情。而在张中涛眼中,感性育成固然重要,但是缺少了数据支持,对教育状态的判断就成了无源之水,要让数据说话,用理性的数据将感性的教育状态描述出来。实际上,这样的理念并不新鲜,问题的症结在于,到了教育实践层面,数据采集就变得欠缺。比如在学生成长数据采集方面,记录最完整的是学生学业数据,其他数据如学生身心健康、个性特长、成长体验等往往被忽略,管理者只能从零零星星的学校内部管理系统中,找出学生星星点点的成长记录,远不如学业记录完整、清晰,这让客观判断学生全面发展状态困难重重,学生全面发展理念落实到实践层面步履维艰。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教师和学校评价上。目前在闵行,教育信息采集的渠道有三种:第一,电子学生证的实时采集。比如学生走进校门、中途离校、图书借阅、走班制课堂、进出特殊场所如阅览室、实验室、室内运动场等进行刷卡,学生点到点轨迹,可以一一保存下来。第二,通过开发的闵行区中小学在校信息上报系统,学校统一上报区平台,并分类纳入主题数据库。第三,通过业务系统间数据交换和共享,比如学生健康管理系统、学生校外社会实践、学生学籍管理系统的数据,都可以通过数据接口汇集到主体数据库。这里面有一亿两千万条数据,我们的工作就像盲人摸象,但是如何摸才能摸出大象的形状,而不是只摸出条象腿,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。指着信息中心大屏幕上滚动的学生信息和学校数据,张中涛说。用什么标准去衡量这些数据?如何保证这一亿两千万条数据具有信度和效度?张中涛抛出了一个概念:最小数据集。所谓最小数据集是指通过收集最少的数据,最好地掌握一个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点的一套精简实用的数据指标。应用到教育管理层面,就是用数据去捕捉微观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的每一种特质,数据源源汇聚,以此形成对一个学生、一个班级、一个学校、乃至一个地区的教学状态的描述。简而言之,最小数据集是大数据的最小单位。比如之前采集各个学校运动会数据时,各学校通过信息上报系统报送数据,以班级和年级为单位报上来的学生参与数据都很漂亮,但是细查才发现,这些没有学生个人数据的百分比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分。张中涛说,这种变味的大数据之于最小数据集,就像GDP总量之于人均。总量很漂亮,但是充满了泡沫。只有人均数值才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的状态。在最小数据集的视野里,运动会的数据以每个学生为单位,他参报的项目获得的名次和成绩都被收集起来,一方面用作整体统计,一方面直接记入学生电子成长档案,作为学生评价的依据。张中涛说:以学生为单位的数据采集增加了造假的成本,也很好地保证了数据的信度。大数据积累起来,如何反哺教育管理改革?王浩介绍,通过数据的专业解析和深层挖掘,找到教育当中一些潜在的问题。或者说,已经发现的一些教育问题,通过数据的佐证,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。这是数据改进和应用的问题。比如目前闵行区已经开发试用教育资金管理软件,每一笔资金、预算花下来,都可以形成一个数据,比如学生在科技教育方面花了多少钱?成效如何?和学生科技普及教育的整体水平到底是怎样的关系?等一年下来所有的资金结算以后,从实时产生的数据中可以看出,资金是不是管好了,钱有没有花在该花的地方。虽然谈起教育问题头头是道,但是要论出身,一直跟理工科打交道的张中涛丝毫没有教育基因,他之前的两份工作分别是在核工业和IT企业。现在他却要感谢这种疏离,让他拥有了跳出教育看教育的视野,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去打量教育。和他的出身一样,闵行教育信息化推进办公室的出身也不平凡。王浩说:很多地方教育信息化部门都属于技术部门,铺设硬件、处理数据。在闵行,教育信息中心更像是撬动教育管理和评价改革的一支秘密部队,不仅关注器,更要进行道的思考。当时混乱的数据管理模式,仅从学校名称和代码就可窥见一斑,张中涛说:光是学校名称和学校代码,就有4套,有市教委和教育部规定的学校编码,还有上级部门下发的学校编码,就像一个人有4张身份证一样。这样无形中增加了管理成本。教育信息中心成立之初,就把矛头指向了混乱的番号。为此,我们对8个科室的管理数据进行统筹和整合,他们都怨声载道,觉得我们吃饱了没事干找茬。统一番号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紧要,但其折射出的却是,不同的业务系统之间,数据管理的方法、流程、定义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。就和随后的改革一样,这是一场与惯性的战斗,我们就是要挑整个管理流程的刺。比如学生的健康档案、成绩档案相对独立、互不相连,发挥作用非常小。随之而来要面对的,却是体量膨胀的教育管理需要,闵行区每年平均增加10所学校,全区400多所中小学、幼儿园,每个学校发展到了什么状态?传统只重学业的教育管理方式显然存在翘脚现象,其他方面的数据也是星星点点。政出多头的问题让学生信息管理难以进行。王浩局长表示,学生学科成绩的数据采集相对简单,但是数据积累过程还有两大难点,一是学生心理方面、情感方面很难用客观数据记录,比如学生的爱国、明理、诚信品质方面。二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实时记录比较难,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实际上直接关系到他的成绩,但是学生课堂表现怎样记录?目前闵行区通过研发技术手段,试图解决这一问题,比如在教室装上课堂实录的探头,它对学生课堂反应进行跟踪,可看到每一堂课学生的投入度、关注度、积极性、与老师的互动等。王浩说:实际上这是非常专业、细腻的分析。通过一堂课不一定能够把学生的数据非常科学、完整地呈现出来,但如果通过10堂课、20堂课,从这个孩子表现情况的积累,可能可以看出他在课堂上的状态,可以积累相对比较客观的数据。张中涛所率领的团队曾对闵行区的中小学校本课程做过一次摸排,他们发现,竟有12000门之多,这些课程从1课时到800课时不等,这给数据统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他说:这背后折射出的,是整个课程体系的混乱。在上海,拓展性课程和探究性课程的实施原则是校本化,把权力下放到学校固然能提高学校的积极性,但是忽略了一个现实,就是学校没有能力开发课程。于是,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参观课程。对抗这个风车,需要靠教育行政部门的介入,用行政力量去规范课程。张中涛说:教育改革和教育信息化就像履带上的两个滑轮,如果教育本身不改革,信息化便无从谈起。(记者 刘博智 宋伟涛)